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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退單的代孕女童:游走在灰色地帶的希望和困境

2021-01-16

    譯言·譯眼看世界

    最近有一則新聞#首個遭代孕客戶退單女童無法上戶#上了熱搜,這則消息再次引發人們對”代孕“話題的討論。在國內,代孕是明確的違法行為,那么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呢?有報道稱,國內代孕市場實際上是“蓬勃發展的”,有超過8000多家代孕機構,只要給錢,各個環節都能搞定。

    代孕轉地下、轉海外等操作非常常見,因為國內法律明令禁止,代孕母親、代孕產下的孩子的權益是很難得到保障的。不過,歸根結底,代孕的問題大多源于人們對“完整家庭”“膝下有子”的執念,這些執念幾千年來將女性同生育能力緊緊地綁在了一起。

    在印度,這些執念為一些貧困、社會底層的婦女提供了改變生活的機會,但代孕這個過程討論起來是非常復雜的,如果它客觀存在,那是不是需要思考如何保障相關女性的權利?如果希望它徹底退出市場,是否需要考慮如何轉變保守的家庭觀念呢?

    01

    貧困底層女性的出路

    在印度阿南德,米娜已是三年來第二次做代孕母親了。現年35歲的她來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12歲時離開學校,一直做著些瑣碎卑微的工作,最近在一家石灰石制成品工廠工作,在那里每天能掙50到60盧比(大約5元人民幣)。

    她丈夫早些年離開了家,留她獨自撫養兩個十幾歲的兒子。2017年,她在阿南德的一家生育診所阿坎莎醫院與研究所簽約成為代孕媽媽。

    代孕報酬約為40萬盧比(約合人民幣3萬5千元)——這對于印度農村地區的許多女性來說,已經成為了一條擺脫赤貧的途徑,盡管沒有可靠的數據顯示有多少人成功通過代孕脫貧。在阿南德接受《日經亞洲評論》采訪的女性表示,如此“巨款”能夠改變人生。

    米娜說:“我做代孕媽媽是為了資助我孩子們的教育和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我從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的孩子。”

    許多第一次代孕的女性表示,她們把這項業務視為一種讓自己擺脫貧困的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31歲婦女離開了家,告訴家人和朋友她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作,只有她丈夫知道她在做什么。

    “即使我工作一輩子,也掙不了這么多錢,”她在阿南德診所里這么說道,頭巾遮著臉。

    02

    在印度,代孕產業甚至成為醫療旅游一部分

    大約20年前,阿塔爾·比哈里·瓦杰帕伊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政府首次將商業代孕合法化,作為擴大印度醫療旅游業的一部分。歷屆政府都在努力推動這一行業的發展,積極將印度的私立醫院宣傳為面向國際客戶的低成本、高質量的代孕目的地,并放寬了前來尋求代孕業務的游客的簽證要求。

    根據印度旅游部數據,到2010年,醫療旅游的經濟價值估計為20億美元,期望2020年市值將增長到這一數字的10倍。

    然而,這些雄心壯志沒有實現。2017年12月,時任莫迪政府旅游部長的阿爾方斯通知議會,印度醫療旅游的價值在2015年達到了30億美元,但將2020年的預測下調至90億美元。

    “輔助生殖技術”,總的來說就是生育治療,尤其是代孕,被視為印度可以開拓出一個特殊商機的領域。將體外受精受孕的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的手術,在美國費用可能高達1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5萬元);印度的診所可以以三分之一的價格提供同樣的服務。許多外國人抓住了這個“實惠”。《柳葉刀》(Lancet) 2012年的一項研究估計,當時每年有2.5萬名兒童由代孕母親產下,其中一半是提供給西方客戶的。

    在印度將商業代孕合法化后,該行業迅速發展;但隨發展而來的,是與日俱增的爭議。“關于代孕的批評包括孩子被商品化和代孕母親被剝削,”新德里的健康專欄作家阿卡納·喬蒂說。涉及外國人前來代孕的爭議的報道更是火上澆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一對日本夫婦通過印度代孕,生下了一名女嬰;而這對夫婦在孩子出生前就離婚了,導致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監護權糾紛。印度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來規范該行業,2012年,對尋求代孕服務的外國人的簽證要求更加嚴格。2015年,印度政府宣布不再發放代孕簽證,實際上終止了印度對外的代孕交易。

    03

    新法案全面禁止商業代孕:

    避免剝削還是固化剝削?

    對代孕行業的監管幾乎是在它被合法化之后就開始了。而最新的法案則提出全面禁止商業代孕,聲稱是為了保護女性不受剝削。如果獲得通過,該法案將禁止所有商業代孕,只允許已婚異性戀夫婦申請非盈利、無償的代孕,而且他們必須沒有孩子,有嚴重殘疾兒童的除外;而代孕者必須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年齡在25歲到35歲之間。

    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生殖生物學、孕產婦和兒童衛生保健部門的主任夏爾馬告訴《日經新聞》,該法案是必要的,“因為在印度代孕母親是被用作一個孵化器,遭遇著剝削。”

    例如,一名42歲的懷了17周雙胞胎的代孕母親,去年在新德里去世。《印度醫院管理雜志》的一篇報道稱:“她(成為代孕母親)是為了獲得金錢利益,并隱瞞了過去患有肺結核、腦積水和抑郁癥的病史。她要么是被迫隱瞞自己的疾病,要么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主動隱瞞的。”

    一些女權活動家也支持該法案,稱它至少引發了一場關于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女性易受剝削的討論。社會研究中心的負責人瑪納西·米什拉說,“我們希望現在就這個問題能展開一場健康的討論。”

    而該法案的反對者表示,如果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剝削,那么它應該把重點放在確保同意和保護所有參與代孕的女性,而不僅僅是那些尋求商業利益的女性。批評家還指出,該法案也是一種強加傳統家庭觀念的手段,符合當前政府的宗教保守主義。

    印度婦女發展研究中心的班納吉說:“當你說只有一個已婚男人和一個女人(可以尋求無私的代孕)時,你基本上是在說單親家庭、同性戀夫婦和未婚異性戀夫婦不是一個被認可的家庭。這就是為了固化非常傳統的家庭觀念。”在這種情況下,突然禁止商業代孕的決定可以被解釋為對婦女權利和自主權的侵犯,以及對任何不符合保守觀點的團體的權利的侵犯。

    另外,阿南德阿坎莎醫院與研究所的負責人納亞納·帕特爾認為,監管可能是有必要的,但禁令太過生硬,只會迫使代孕轉入地下或轉向海外。

    04

    理解女性真正的困境,將女性與生育解綁

    接受《日經新聞》采訪的代孕母親(這一禁令理應保護的女性)也對終止商業代孕提出了質疑。許多人說,在成為代孕母親之前,她們在經濟上很困難,盡管她們不得不承受這個決定帶來的社會污名,但從中賺的錢讓她們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

    36歲的吉塔是第二次代孕,她告訴《日經新聞》,在禁止外國人來代孕的禁令通過之前,她為一對泰國夫婦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獲得了70萬盧比。她把錢花在修理房子和給丈夫治病上。而這一次,她計劃把收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30歲的蘇米特拉將2016年代孕所得收入用在了一輛三輪車上,現在她以每天200盧比的價格出租三輪車。

    印度是世界上性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在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性別差距報告中排名第112位——推動女性選擇成為代孕母親的社會和經濟因素是復雜的。但禁止商業代孕是一種生硬的手段,批評者說,這更多是出于政治考慮,而不是真正理解印度低收入社區的女性所面臨的選擇。

    內塔吉蘇巴斯科技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杜魯·阿倫·庫馬爾說,該法案的一些條款是“父權制性質的”。

    她說:“雖然代孕行業需要監管,但應該由女性來決定(她是否想要做代孕)。如果想完全禁止商業代孕,首先要確保這些女性能夠獲得經濟支持或就業機會,畢竟低階層女性大多數是半文盲,經濟上也處于弱勢——所有這些都促使她們從事代孕,在某種程度上損害了她們的健康。”

    “我們沒有理由贊美代孕,”班納吉說。“但與此同時,也沒有必要去迫害那些做出你可能不認同的某些選擇的人。”

    她說,這一場辯論反映了印度社會對婦女的污名化和女性作為被剝奪的角色這一普遍問題。“為什么我們的社會不能接受女性原本的樣子?為什么我們必須將女性的榮譽與生育能力聯系在一起?這正是父權制的悲劇,迫使男女為了生孩子而走向代孕的極端。”

    原文出處: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Wombs-for-hire-mothers-become-pawns-in-Modi-s-culture-war 【有刪減】

    原作者:Kiran Sharma

    插畫作者:Parvati Pillai

    譯者:Evan

    監制:April

    版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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