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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大規模移民有哪幾次?對今天有什么影響?

2021-01-01

    作者:劉宏宇

    在我們民族漫長的歷史中,族群遷徙頻仍,但多數發生在上古至中古,且多數情況下,規模不大;即便有比較大規模的,由于年代久遠,之于今天的影響,也已然微乎其微。

    中古以來,比較大規模的族群遷徙或稱“移民”,并不多見,還基本都跟改朝換代緊密牽連。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兩宋”-元-明初期間在“歷史節點”上的移民事件。

    雖然,相比上古的族群遷徙,這幾次移民,對今時有一定影響,但仍不及近古(明清)至民國早期的幾次重大移民那樣,給近現代中國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記。它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稱為“四大移民”的——闖關東、填四川、下南洋、走西口。

    這四次移民,都有同名電視劇。但電視劇說的,都只是局部“故事”,跟下文所述,沒有必然的、直接的關聯。

    (一)闖關東

    從“規模化”的起點看,闖關東,在“四大移民”中,該算“最先”,從清初(以1644年八旗入關、定都北京為準)就開始了。

    滿清源于女真。女真是“漁獵”部族。建立清王朝的“建州女真”,相比當時尚“共存”的“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漁獵的“古風”,最被漢族的農耕文明浸染,滿清統治者,懂得土地(可耕地)的價值,故而在入主中原之初,就大肆掠奪、兼并土地,史稱“圈地”。

    隨著“圈地”展開,在滿清政權已完全主控的華北及延伸地區,大量自耕農被強行“圈”走本屬于自己或部分屬于自己(與地主分割權益)的土地,淪為“農奴”,其中尤以“直隸”(今河北省北京以南部分)、山東兩省為甚。

    山東自古以來就屬“物富民豐”之地,又是孔孟之鄉;河北則是古來“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趙故地;這兩個地方的人,也許是廣大國土中最不容易接受“異族”統治、最不甘淪為奴隸的。于是,針對“跑馬圈地”的滿清貴族,反抗、逃避,層出不窮。而逃避或反抗后的逃亡,最近的去處,便是因為滿清入關而顯得空虛、地廣人稀的“關外”,即今東北地區。

    滿清最高當局,及時洞察到這個情況,頒布嚴苛的《禁關令》,意圖以法令形式,阻止直隸、山東及其他地方失去土地的農民去往山海關以東(即“關外”、“關東”)。其意圖,不僅是為把“關內”農民限在原地,給土地的新主人當農奴,還有害怕他們“起家”的所謂“龍興之地”被漢人“入侵”,繼而動搖統治“根基”的考慮。

    但不管怎么禁,還是有很多人冒著掉腦袋的危險要去。“闖關東”的“闖”字,很形象地表述了這一程的勇敢和別無選擇。最開始以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主;隨著形成“潮流”,商販、手工業者、服務業者、藝人,甚至地主,漸漸加入,形成“非個別的全社會現象”。

    由當時滿清最有權勢的“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主張頒布的《禁關令》實施之初,很是嚴苛,一時肅殺。已經離家踏上闖關東道路的人們,有的離散去了別處,也有的真的返回了;但更多還是繼續路程,并在今冀東唐山為中心的臨近山海關的“關內”地區,形成驛站功能。后來,有些人就留在了那里,給當地帶來更多生氣。

    隨著多爾袞去世,《禁關令》的執行,變得柔和、松散,但關內的圈地卻沒有同步同向變化,于是就有更多的人,循著前人的路,去闖關東,進而形成綿延二百多年(直至民國)的“習俗”。今天的東北人、唐山人,很多祖籍都是山東或河北省北京以南地區。

    (二)填四川

    幾年前,廣播里有個公益廣告,說的是繼承傳統藝術,舉例川劇,題語講到唐代對“蜀戲”的贊譽。一不留神,就會覺得人家說的很對。而其實,這里面有誤——唐代贊譽的“蜀戲”,跟今天的川劇,完全兩碼事!因為今天的川劇,是“填四川”之后才形成的,而“填四川”,作為近古時期唯一一次“官方主導”的大移民,發生在清朝中早期的康雍時代。

    很小的時候,語文課學到朱德老前輩的文章,提到他家是“湖廣填四川”去的四川。由此知道了“填四川”的說法。大學同寢室對面的兄弟,成都人,說他們祖籍是廣東,也是多少輩子前循著“填四川”的潮流到的四川。甚至,筆者所知的自家祖上,也是從湖北大別山地區遷往毗鄰四川的陜南地方,想來,也怕是脫不了“跟隨潮流”的意思。

    四川自古就算好地方,戰國時“都江堰”落成后,成都平原就更有了“天府之國”的美稱。東漢末年“蜀漢”兩代人數十年經營、建設,更使其與中原主流文化充分融合。后世,歷朝歷代,四川都是受矚目的“寶地”,唯一的“缺點”,就是“蜀道難”。

    這么一塊人杰地靈、山高皇帝遠的好地方,到了明朝末年,卻遭遇浩劫——以明末起義領袖張獻忠為首的起義軍,占據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因時局動蕩、管理能力有限、內部缺乏協調以及其他諸多原因,“大西”政權經歷慘烈戰事后,幾近崩潰,余部向云南退卻,遭遇前所未有戰禍的天府之國,滿目瘡痍,幾乎雞犬不聞。

    清朝鼎定不久的康熙朝,“三藩之亂”平定后,由康熙帝主倡,啟動針對“荒蕪”的四川的“復興”,最重要步驟,就是補充人口。在國家形式的倡導、輔助、監督之下,生活在人口相對稠密的“湖廣”地區(湖南、湖北及相鄰的江西及兩廣部分地域)的大量人口,響應號召也好,迫不得已也罷,開始了規模化的遷徙。斷斷續續數十年,方告一段落。

    后來,又有一些“湖廣”甚至更廣泛其他地域的人們,循著之前的遷徙路途,零星卻又綿延不絕地,遷往重新花團錦簇、美不勝收的天府之國,直至清末。

    有人說,今天的川菜,是從很多其他地方“填四川”聚集在四川的人們,將各自家鄉的美食,適應了四川的物產和氣候,相互交融、取長補短,演變而成。今天的四川方言,則是來自不同地方、操不同方言的“填四川”的先祖們,彼此間求同存異,以求交流通暢的產物。

    如是,在筆者想來,今天的川劇,恐怕也是“填四川”之后的產物。至少也是融匯了“填四川”而來的人們所傳承的各自故鄉的相似藝術的集大成結晶。

    (三)下南洋

    所謂“下南洋”,主要指廣東東部潮汕地區的人去往“南洋”(東南亞)的移民事件。

    如果說,填四川是“官方主導”,那“下南洋”就可定義為“生活所迫”或“利益驅動”。

    要說“下南洋”,先得提一下更早的“宋元之徙”。

    這個在主流資料上并沒多少提及,只見于潮汕地區相關一些記錄,是指南宋末年至元代中后期(元代總共不足百年),原本居于中原南部、江南、中南地區的人,因躲避南宋敗亡的戰亂、追隨南宋政權、不堪蒙元政權的“種族等級制度”等多種、多重原因,向南遷徙至東南沿海相對偏僻的勢力交疊區域。

    據說,在那場綿延大幾十年的遷徙中移民到粵東的人,便是今天多數潮汕人的祖先。至今,仍能從潮汕人的生活習慣、飲食偏好、文化印記甚至干脆就是他們本身的身材長相,尋找到與“百越”(今珠三角及粵西至廣西大部)迥異而跟“內地”甚至北方隱約相似的痕跡。

    筆者本人認識四男二女總共六個土生土長的潮汕人,其中只有一位男士是那種一看就是“老廣”的模樣,其余都幾乎沒有那種獨特的外部特征;甚至,二女中的一位,如果不說話,直觀看去,簡直就差不多是個“東北妞兒”!六人中,她卻最是土生土長的潮汕人,不用借助家譜什么的,她自己隨隨便便掰掰手指頭,就可往上追溯至少七八代!

    也許正是因為“宋元之徙”給沿海并不富余也肯定不夠肥美的土地帶來過重負擔,潮汕人從很早時候起,就形成向外謀生的習俗。

    明清以來,隨著航海技術的普及和對外界認識的增進,就有了去往“南洋”謀生的趨勢。滿清“禁海”,僅限制性開放屈指可數的海港,以供“必須”;長江以南,原只有寧海、泉州兩處,卻在乾隆朝給汕頭開了“特許通行證”,“敕令”以“紅頭船”為標記,準許出海。

    自此,紅頭船,不僅將南海貢品送往北方(說是“北方”,其實是海航至“吳淞口”再沿河道抵蘇州,上海開埠后,直達上海),更載著或懷揣夢想或迫于生計的一代代“過番客”前往“南洋”,成為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商貿與勞動力交往的重要載體。可以說,紅頭船的航程,就是“下南洋”的軌跡。有傳聞稱,最早標記曾母暗沙的,就是一艘發自潮汕的紅頭船。

    下南洋,是“四大移民”中唯一方向“對外”的,其對中國及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可謂深刻、久遠,以至于“鄭”姓潮汕人能坐上泰國(時稱“暹羅”)王位,以至于在那些國家,至今仍有很多地名、街道名,帶有明顯中國印記,華語漢字占據重要地位,華人社區、社團、商會、鄉民組織比比皆是。

    (四)走西口

    關于走西口的“時間起點”,有說明朝時就開始了,也有的說是始于清朝,還有的說是較大規模的現象發生在清末至民國初年。應該說,都有道理,也都不盡全面。

    從筆者肯定不全面不細致的“考證”來看,如果把陜西、山西兩省北部農牧交叉區域或明長城交界區域偏南的農民向偏北的“牧區”謀生的事件,就都定義成“走西口”,那就可以說,走西口最主要的兩波大潮,分別發生在清朝康雍年間和民國初年,而其“發端”,則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早期“仁宣之治”時代(仁宗朱高熾、宣宗朱瞻基,1424~1435年)。

    所謂“西口”,如果非要確指到一個具體地方的話,比較主流的說法,是今屬山西省右玉縣的“殺虎口”。廣義來講,則可以認為,“西口”,指山西、陜西北部及河北省西北部明長城的諸多關口。這樣的話,被民間習慣地對應稱為“東口”的張家口,其實也可算在其列。

    出了“西口”,就是今內蒙古,也是蒙元滅亡后蒙古族勢力所能及的最南端。

    明“仁宣之治”及今后的“景泰、天順”時期,曾經橫掃天下的蒙古帝國,完全崩潰,復興的華夏政權(明王朝),與其余部,經歷數十年、幾代人的“磨合”,形成長城內外“互市”的默契。隨著蒙古最后的霸主“也先”(瓦剌部首領)退出歷史舞臺,蒙古諸部再沒能集結成對華夏中原具有威脅力的規模,東北亞游牧民族延續三千年的侵擾中原的“盛宴”,也就此宣告歷史性的徹底完結,邊境“兵患”幾乎完全消除,“互市”更趨安定、繁榮,中原農民、商賈向“口外”謀生、經營日益常態化,以至于其中相當一部分穩定在了“口外”,并對“口內”鄉人起到一定帶動作用。

    “口外”廣袤的草場和各類資源以及商機,對一道長城之隔的“口內”人,愈顯魅力。至清中早期,平定“準噶爾部”的戰爭,波及廣泛而持久,以避戰和另謀生路為目的的“走西口”,形成一波高潮。戰爭結束后,疆域格局發生變化,由漁獵部族托生、注重向漢族學習的滿清統治者,鼓勵大興農耕;走西口,又成了邊地農民向“口外”草原“開拓”的途徑,以至于形成“風俗”式的“現象”——“口內”遭了災荒,就走西口;與人沖突難以立足,就走西口;“口外”故人一招呼,就走西口;甚至在“口內”找不到媳婦,也走西口……先是單個單個的,后是三五結伴的,再是拖家帶口的……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災禍連連,“口內”農民流離失所,朝不保夕,“口外”卻經數百年積累,形成“氣候”;大量困于兵禍、苦于生計的人們,很輕易步前人走西口的后塵,形成又一波較集中的遷徙。今天聽到的《走西口》民歌,以“走西口”為主題的影視,基本講的就是這個階段。

    文末特別提兩點:

    其一,無論是政府(朝廷)主導還是民間自發,大規模移民,本質上,都或多或少包含著苦難與無奈,不管結果如何,至少在開始的時候,肯定不是什么高高興興、敲鑼打鼓的事兒。

    其二,多多少少,這樣的大規模移民,都在建設、確立的同時,對遷出地和遷入地,產生一些客觀負面影響。尤其走西口——大量草場被較盲目地開墾成耕地,達到一定規模后,對草原生態的負面影響,明顯而深遠,以至于至今仍有可堪治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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